8月26日，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宣布“驅逐伊朗駐澳大利亞大使，澳大利亞駐伊朗大使館暫停運作”，并將通過立法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這是二戰以來澳大利亞首次驅逐外國外交官。

這一“外交危機”的導火索是澳大利亞政府指控伊朗在澳大利亞境內“至少指使了兩起反猶襲擊事件”。而伊朗官方否認相關指控并予以譴責。澳伊關系因此被推上風口浪尖，引發國際社會對其背后隱情的猜測。

澳伊“外交危機”本質上是伊朗與西方世界整體關系不斷惡化的縮影。澳大利亞雖地處大洋洲但在族裔認同、政治制度、文化價值觀等方面都與歐美國家保持高度一致，是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員。長期以來，伊朗盡管與美國交惡，但仍與大部分西方國家保持正常外交關系，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亞。

但近年來，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越來越不把伊朗視為一個“正常國家”。個中緣由比較復雜，伊朗國內因素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具體來講，以伊斯蘭革命衛隊為代表的非國家行為體對伊朗政府對外決策發揮的作用日益增強，導致伊朗對西方國家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從而加劇了雙方的抵觸感與不信任度。

伊斯蘭革命衛隊在伊朗國家影響力大幅度上升主要歸因于以下因素：

其一，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及強硬保守派的支持。伊斯蘭革命衛隊出身成員構成了政府強硬保守派的基本盤。他們利用手中的軍事權維持伊朗國內秩序，成為支持伊朗政權穩定的主要力量。

其二，自伊朗遭受美國“極限施壓”以來，不利的國際環境為伊朗革命衛隊提升影響力創造了機遇。近年來，伊朗為了突破美國的“極限施壓”，將約一半的石油進出口交由伊朗革命衛隊轉運與銷售。伊朗革命衛隊還插手其他經濟活動，已成為伊朗國內最富有的既得利益集團。

其三，伊朗革命衛隊的影響力在2023年巴以沖突爆發以后繼續增強。伊朗革命衛隊在推動伊朗通過代理人網絡支持哈馬斯、反猶太主義方面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如今哈梅內伊年事已高，特別是在今年6月份的伊以“12日戰爭”之后，其越來越少出現在公眾面前。有傳言稱，哈梅內伊已經將權力移交給伊朗革命衛隊相關成員。雖然該傳言的真實性仍待證實，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革命衛隊在伊朗政壇所擁有的巨大影響力。而正式的政府職能部門及機構卻在伊朗內外決策過程中被邊緣化。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澳大利亞為何把矛頭直指伊朗革命衛隊，并將其列入“恐怖組織”了。

澳大利亞調查這兩起反猶事件的細節，外界難以知曉。但在7月，英、美、法等14國譴責伊朗情報部門在這些國家頻繁策劃暗殺、綁架和騷擾事件。這說明澳大利亞政府同樣認定伊朗正在全球范圍內，特別是在西方國家，有組織、有計劃地利用當地反猶情緒從事破壞性活動——而其幕后黑手就是伊斯蘭革命衛隊。

這次澳伊“外交危機”不會是伊朗與西方國家關系惡化的終點。近期，伊朗與英、法、德三國圍繞核問題的談判破裂，歐洲聯合重啟對伊朗制裁迫在眉睫。伊朗外交空間正在被進一步壓縮。西方國家認為，伊朗缺乏彈性的核談判立場，可能是由于強硬保守派及其背后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正在接管權力。可預見的是，未來，伊朗面臨的西方聯合壓力會繼續增加，而國內改革派與革命衛隊及強硬保守派的矛盾也會繼續加劇。伊朗國家前景將依然處于較大的不確定性之中。（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教授韓建偉）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