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法國國民議會以194票支持、364票反對的結果，否決了對法國總理貝魯領導的政府的信任案，上臺不足一年的貝魯政府就此倒臺，成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歷史上又一屆“短命內閣”。這是繼2024年12月巴尼耶政府被不信任案推翻后，法國在不到一年內第二次經歷政府更迭。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再次面臨組閣困境，其政治權威遭遇挑戰。

筆者認為，這一連串的政治動蕩，不僅是法國國內社會治理問題的集中體現，也折射出法國以“福利國家”政策等為代表的社會和政治模式正面臨治理難題。

首先，法國的高福利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國家財政的負擔。法國的社會制度長期以“高福利、強保障”聞名，然而進入21世紀后，這一制度被認為逐漸從“社會的穩定器”演變為“財政危機的源頭”。造成這一轉變的可能原因在于其制度設計的“路徑依賴”。法國的福利體系建立于二戰后的經濟高速增長期，當時法國人口結構年輕、工業競爭力強、稅收基本盤穩固，福利制度存在的基礎十分扎實，制度的平穩運行沒有太多阻力。但隨著法國的產業不斷外遷、人口老齡化加劇，這一模式的可持續性受到嚴峻考驗。為兌現社會承諾，法國政府不得不持續擴大財政支出，而經濟增長乏力又導致稅收增長停滯，最終陷入“高福利—高赤字—高債務”的困境。

其次，半總統制的固有特征也在影響法國的政治運行。法國實行半總統制，其特點是總統和總理（或內閣）共同分享行政權力。總統由全民直選產生，擁有解散議會、任命總理等實權；而政府又需對議會負責，接受其監督與不信任投票。這一制度設計本意在于平衡行政效率與議會民主，但在法國政壇黨派林立、政治極化加劇的現實下，卻可能導致行政與立法的權力分歧，加劇政治僵局。另外，法國議會不信任案投票的門檻較低，且無需指定繼任者，導致反對黨可輕易推翻政府以施加政治壓力。貝魯政府的倒臺正是這一制度困境的縮影。

在2024年6月歐洲議會選舉后，馬克龍領導的執政聯盟失去議會多數地位。總統雖仍掌握外交與國防大權，但在國內經濟與社會政策上，其任命的總理和組建的政府頻繁遭遇議會反對黨的掣肘。作為馬克龍任命的“技術型總理”，貝魯試圖通過財政緊縮與結構性改革應對債務危機，但其預算案觸動福利體系，因此遭到左翼與極右翼的聯合反對，在投票中以壓倒性票數否決信任案。貝魯的遭遇說明，觸及既得利益的改革可能招致跨黨派抵制，政府也可能淪為“政策執行者”而非“改革引領者”。這種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國政治的不確定性。

最后，法國政府頻繁更迭的重要根源，在于其經濟競爭力的持續衰退。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法國的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從2000年的20%左右降至2024年的17.5%，其鄰國德國2024年的數據則是25%左右。除了社會福利體系帶來的龐大公共支出負擔、高昂的稅收和勞動力成本、政治不穩定導致經濟動蕩等結構性問題，法國經濟還面臨產業競爭力下滑、外部需求減弱、能源價格沖擊、外部投資信心不足等問題的挑戰。以稅收和勞動力成本為例，法國采用的“高稅收、高福利”模式，企業稅負占GDP比重長期高于歐盟平均水平，而勞動力市場僵化又使得企業難以靈活調整用工，導致企業投資意愿與個人創業意愿被嚴重削弱。此外，法國雖然在當前的全球中高端制造業領域——如航空航天、核電等——還占有一席之地，但優勢已經不那么明顯，并且其在新質科技領域的布局方面已經落后于其他主要經濟體。

一言以蔽之，對高福利制度的“路徑依賴”、半總統制設計的固有特征，以及產業競爭力的倒退，共同導致了法國政治“變化性有余、負責性不足”的特征。或許對馬克龍而言，任命新總理只是權宜之計，其面臨的真正的挑戰在于，能否在法國政治“碎片化”的格局中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推動社會制度轉型，并嘗試重振法國的產業競爭力。（作者是中國新聞史學會全球治理與公共外交協會會員、外交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