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考研“二戰”，考前那一晚徹夜失眠。床就像刑具，每一秒清醒都是對我的精神凌遲。我嘗試了正念、瑜伽、泡腳和蒸汽眼罩，仍是沒能逃離失眠的監禁。

周圍人總問我為何工作了還考研。我來自雙教師家庭，對學歷的執著是父母“脫不下的長衫”。另一方面，“一戰”失敗是我心底的一根刺。我喜歡我的工作，但我總會幻想研究生的生活。陷入工作瓶頸時，我想，繼續學習或許能幫我換種方式看問題。

于是我把自己再次拋入考研的戰場。生活秩序被驟然打破，我的作息更加規律，精神卻愈發茫然失措。工作能帶來收入，學習卻像“黑暗中洗衣服”。一位曾經“三戰”的朋友說，備考的感覺像“無根之草”，我深表認同。那是一種游離于社會體系外，命運被未知操控的感覺。

考生越是想抓住點什么，越是容易被利用。各種以“學長”“學姐”為名的公眾號，用“過來人”的口吻寫“倒計時XX天，你該看政治了”“速速進來看！考研政治救命”“60天也能上岸？只要點開看”。他們拿這些標題狠狠往考生身上“扎”，畢竟淌出來都是銀子。

我在信息漩渦中陷入自我懷疑：政治大題，有人說倒著背，有人說正著背；英語作文，有人說不能套模板，有人說沒有模板就等“死”吧。考生像滾筒里的老鼠，越努力越焦慮。專業課輔導機構教授答題的“安全套路”，包括小標題的格式和好詞好句的背誦，讓我想起高中背誦作文素材的恐懼。

我曾經和一位新聞傳播學考研輔導機構的創始人聊過新傳考研的“內卷”。他覺得從2018年開始，新傳考研報考人數增速飆升。互聯網、短視頻和直播、自媒體行業的爆火，讓不少人產生興趣。新傳作為與其直接相關的文科專業，與理科專業相比學習難度較小，被稱為跨考“性價比之王”。

從那時起，新傳輔導機構之間互相較勁，課程結構越來越復雜和龐大，開課時間從3月提前到1月再到頭一年12月，一份專題資料從幾頁擴充到幾十頁。

自2016年起，考研報考人數進入了高增長階段，2022年增長比例超過21%。但2023年起，報考人數增速放緩，2024年更出現了8年來的首次下滑。

不同專業對此感知不同。某電氣專業輔導機構的負責人告訴我，據他觀察，電氣專業的報考情況仍舊穩定。該專業大部分的就業方向是國家電網，只有雙一流的應屆畢業生才享有提前批資格，而且縣局、市局、省局對于學歷的要求逐級升高。考研是獲得入場券的途徑。

他認為今年報考人數主要是文科專業在下降，“那些就業不太行的專業，考研人數會越來越少”。

我苦笑。新傳專業無疑就是他口中“就業不太行”的專業。一位從管理專業跨考到新聞專業的同事曾自嘲，“早知道現在收入是這樣，我也不會轉專業”。

我理解考研大V對新聞專業的攻擊。考研長期以來被當作階層躍升的工具，是學歷貶值背景下的敲門磚。現在，這種幻想在新傳專業上最先破滅，因為這是一個理想與現實沖突尤其尖銳的專業。

一條熱門視頻中，大V曾說當他看到一個自己買不起的高檔小區，他不是抱怨房價高，而是想問那里的住戶，“你是干什么行業的”“怎么賺到這么多錢”“我能不能干”。把自己削尖磨平嵌入社會規則中，不會有錯，畢竟每個人都要靠社會規則存活。

作為從“高考大省”考出來的學生，我太習慣服從規則了。

我就讀于河南的一所中等偏上的高中，生源沒有頂尖高中好，全靠軍事化管理“管著學”。跑操的時候要背書，老師趴在窗戶邊抓違紀。高三冬日每周一早上，在刺骨的寒風中，所有人站在班級外的走廊上喊勵志口號，幾千人的怒吼讓整棟樓都要震一震。

我記得曾經有課前分享好書的活動，我抱著《達·芬奇密碼》興致勃勃地沖上講臺，沒什么人聽我講，都在奮筆疾書刷題。班主任站在后排，不是看我講得怎么樣，而是看班級秩序。后來我就沒再講過了，怕浪費時間。

上高中后，我吃飯很快，睡眠很差，考試前必拉肚子，這些習慣延續到現在。我初中的夢想是當個諧星，但上高中后，那些我張口就來的俏皮話，被試卷淘洗殆盡。等待周考和月考成績就像是等待宣判，被擠出前20名就像被推下懸崖。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些經歷，我成了一個很功利的人。“結果”“回報”“掌控感”對我來說很重要，連出門買幾樣東西，都要計算路線怎么走才最短。我還會把每天浪費的時間寫在日程里。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一個人。一位學統計專業的朋友，考上了985大學研究生，又考上了北京公務員，現在在考慮要不要考幾個證，雖然不是必需的，但“不學點什么就很不安”。這或許也是我考研動機的一部分。或許也是這個時代的焦慮癥。

我一邊痛恨用考試定義個人價值，一邊功利主義心理作祟，積極投身其中。這種內在拉扯，讓“二戰”期間的我無數次崩潰。我給父母發過10多條50秒的語音，哭訴考試如何成為我的創傷，質疑自己為何好不容易脫離了這個評價體系，得到了工作上的成就感，又要把自己拉回否定中。

因為我恐懼未來的自己沒有“籌碼”。社會告訴我們，沒有“核心競爭力”的人遲早要被時代淘汰。

什么是“核心競爭力”？老師沒教過我。當了記者后，我才知道理解是能溫暖人的，傾聽是有力量的。我的敏感和脆弱被應試教育所排斥，卻是做記者寶貴的財富。

我開始相信自己的價值是由自己定義的，雖然仍舊會被環境動搖。哲學家伯林曾說過，人類的價值觀和人的能力是多元的。“我們要在同等終極的目的、同等絕對的要求之間作出選擇，需要為了一些終極價值犧牲另一些終極價值。”

一位學金融的朋友，“二戰”與夢想的學校只差1分，通過申請去了另一所高校就讀。他偶爾關注著入圍名單的最后一名，就像想象平行宇宙里的自己。畢業后，對方進入了銀行業，自己進入券商行業，雖然在不同的賽道上，他們所在的公司都是業內翹楚。

在“一戰”考研失敗后的日記里，我寫道，“痛苦之后全是迷茫”“普通人的人生怎么可能輕易發生奇跡”。但當生活繼續，我沒想到我實現了大學時的夢想、當了記者，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中國，還有什么比這更酷的事兒嗎？

豆瓣“考試失敗垂頭喪氣”小組，高考、考研、考公、考編、考教資、法考……我們像是被困在考試游戲里，先要完成既定的系統任務，通關了才能去追尋自己真實的人生。許多人像我一樣，習慣了考試帶來的收益，在父母的規勸中掙扎。或許跳出游戲，先去感受真實的世界，編織屬于自己的意義之網，能讓我們發現“核心競爭力”。

去年考研結束，考生黑壓壓一片，踏著積雪走出考場，成群的烏鴉從我們頭上飛過，有種“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凄涼。畢竟2023年考研平均錄取率只有16%，我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分母。

但我知道，考試只是一次短暫的交集，每個人都會在自己的賽道上奔向曠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