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天，中印就邊境巡邏問題達成解決方案的消息引起廣泛關注，這為兩國邊境地區恢復和平安寧以及中印關系進一步改善創造了有利條件。不久前，筆者恰好受邀前往新德里參加一場有關中印關系的學術研討，其間與印度的十多位中國問題專家及智庫成員進行深入交流，或許這也能為我們了解中印關系現狀以及印戰略界當前對華心態提供一些一手素材。

首先，印方學者普遍將邊界爭端視為中印關系發展的重大障礙，在現場多次提及兩國邊境沖突問題。相比之下，中方一再強調邊界問題不是中印關系的全部，應被放在適當位置加以妥善管控。現在，隨著雙方對話溝通取得突破性進展，影響印方對華心態的這一重大障礙有望得到緩解。

其次，中印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領域的競爭關系被西方媒體嚴重夸大。以當前熱門的“全球南方”概念為例，西方媒體以及印度國內部分媒體不止一次炒作“印度與中國爭奪全球南方領導者地位”，但在此次研討會上，當一位來自第三國的學者提出“印度是全球南方領導者”這一說法時，現場幾乎所有印度學者都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全球南方”的核心在于經貿和更廣泛層面的發展合作，而不應淪為地緣政治工具；印度應正視與中國在經濟總量和國際貿易領域的差距，畢竟中國GDP是印度的近5倍，印方對此應保持理性和清醒認識。更關鍵的是，“全球南方”國家與“全球北方”國家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堅決摒棄西方一些國家長期以來固守和推行的霸權主義和零和博弈思維。因此，印度應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南方”框架下深化合作，而非效仿西方國家去爭什么“霸主”地位。

可見，作為“不結盟運動”創始國之一，印度在政治思維上與西方國家有著根本不同。為了捋順雙邊關系，我們對印度的獨特思維及其對于相關國際問題的看法需有更多細致了解，而非掉入西方輿論的夸大渲染甚至歪曲描述中。

再次，印度國內對于中國研究的重視程度超出筆者預期。這次參會的大多數印方學者都是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而且印度國內專門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學術和智庫機構在數量與規模上都相當可觀。例如，隸屬印度外交部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CCS）擁有超過30名研究人員。筆者還接觸到了不少以中國議題為論文選題的博士研究生，他們大多數能流利使用中文，不少人曾在中國一流大學進修或作為交換生學習過。總體來看，印度的中國研究無論在機構層級還是研究人數上都具備一定規模與深度，并且涵蓋老中青三代學者。相比之下，我國的印度研究通常歸于南亞研究之下，研究規模與印度作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和全球人口最多國家的重要性難言相稱。

為了加大對華圍堵遏壓，美國近些年來加大對“印太”的關注并試圖“拉印制華”。但在此次會議上，印度的中國問題學者普遍指出，印度需要堅持戰略自主，避免倒向任何一方，特別是不應被卷入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弈。他們強調，印度作為一個有著悠久獨立外交傳統的國家，必須維護自身的戰略靈活性。

基于在印期間的見聞與感受，筆者認為，抓住契機妥善推動中印關系改善刻不容緩。兩國應在避免誤解和加強合作方面付出更多努力，這對兩國各自發展以及地區和平穩定都有重要意義。

其一，推動邊界問題的溝通和解決取得更大進展，不再使其繼續成為中印關系轉圜和深化的桎梏。

其二，中印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具備廣闊合作空間，能夠攜手為“全球南方”發出強有力的聲音。這次會議上，不止一位印度學者提到，在俄烏沖突問題上，尤其是巴以沖突導致的人道危機問題上，中印立場相似，均呼吁通過外交和對話途徑早日平息戰火、緩解人道災難、實現地區和平。如果兩國在這類問題上共同發聲，將能夠為“全球南方”國家樹立典范，并凝聚成一股國際力量，推動多邊合作的進一步發展。

其三，“國之交在于民相親”，中印兩國間的人文交流，特別是高校和智庫合作，應該盡快恢復并大力推進。新冠疫情和邊境局勢緊張等因素導致近年來中印之間人員往來受到限制。然而，印度國內有大量學者和學生對前往中國訪學和深造抱有極大興趣。雙方有關部門應積極回應這一需求，推動兩國在人文和學術交流方面的合作邁上新臺階。

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層面看，中印兩國的共同點都遠遠多于分歧。早在2005年，印度時任政府部長、著名經濟學家賈伊拉姆·拉梅什就提出了“Chindia”的概念，旨在闡明中印加強合作的重要性。在當前“全球南方”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印兩國有充分的理由繼續推進合作，雙方理應抓住契機，克服困難，盡快恢復并將兩國關系提升至新的高度。（作者是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副教授、主任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