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日前表示，他不會排除使用軍事力量奪取巴拿馬運河和格陵蘭島控制權的可能性，還稱將在不久后把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這一言論引起國際關注。由于特朗普政府即將上任，共和黨又奪得國會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再加上在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保守派占據6名的有利地位，未來4年，美國將給世界造成怎樣的影響？

“去自由化”的轉折點

二戰結束后，“威爾遜主義”——美國威爾遜總統（1913-1921）倡導的自由國際主義——成為美國政治的主流。其目的是打造一個由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以此確保美國的安全。冷戰結束后，克林頓政府推出的“全球主義”戰略——自由價值觀全球化，美式民主制度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球化，更是要在美國聯盟體系之上建立一個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以此使美國霸權永固，“終結歷史”。

然而，基于“威爾遜主義”的全球主義戰略不僅大量消耗了美國的戰略資源，而且導致了美國力量的相對下滑。更為嚴重的是，一方面大資本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依賴美元霸權畸形擴張，不僅使美國產業日益空心化，而且鯨吞了經濟發展的紅利，導致美國國內貧富差距迅速拉大，曾經是社會中堅力量的中產階層因其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下墜而日益沮喪、憤怒。另一方面左翼自由派在推行全球主義戰略中為了占據道德制高點而濫用“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理念，這不僅導致美國在國際事務中虛偽的“雙標”行為，令其“軟實力”急劇衰減，更在國內促發了“政治正確”思潮，將本來對弱勢群體（少數族裔、女性等）的保護變成大肆弘揚其立場、行為和勢力的政治運動——“黑命貴”、“女權”和“彩虹族”等大行其道。貧富差距導致了階層對立，政治正確促生了價值觀層面的“文化戰爭”。其結果是撕裂了美國社會，民眾以“身份”認同劃界，形成了勢不兩立的兩股力量，政治極化成為常態。

共和黨在去年大選中的全面勝利，標志著以白人勞動群體、福音派信眾、少數族裔天主教信眾以及反女權主義者為主體的右翼保守派，在“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大旗下，開始對左翼自由派全面清算。

MAGA運動的基礎是“新杰克遜主義” (Neo-Jacksonism)。美國杰克遜總統（1829-1837）主張“美國優先”，不主動參與歐亞“舊大陸”的事務，集中力量擴張美國勢力，確保美國在“新大陸”的主導地位。MAGA運動同樣倡導“美國優先”，對“自由國際秩序”不感興趣，主張全面戰略收縮，其政治主軸是內卷清算。勝選后，特朗普宣布設立由馬斯克和拉馬斯瓦米領導的“政府效率部”。這個不需國會批準的“體制外”機構，真正作用很可能是為清算建制派和“深層政府”提供必要的“證據”。同時，特朗普迅速推出在新選拔標準之下、以80后為主體的年輕保守執政團隊。這些舉措絕非一時之舉，而是一場大行動的開始。

美國政治經濟將進入動蕩期

未來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在經濟上推行保護主義，逐步提高關稅，強化傳統能源產業，在增加預算赤字的同時去監管，力圖籍此重振美國制造業；在文化上，反對“多元文化”的價值取向，反移民，強調基于基督教信仰之上的“美國價值”；在政治上向建制派和“深層政府”宣戰，這不僅是為了清算左翼自由派勢力，更是為MAGA運動奠定自身的“政治正確”基礎。

顯然，左翼自由派與MAGA運動水火不容。雙方不僅在意識形態上南轅北轍，而且在利益上也是“零和”關系。在自由派看來，特朗普的經濟舉措不僅將導致高通脹和債務劇增，進而引發經濟衰退，而且將危及美元霸權的基礎——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反環保政策也將帶來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割喉”博弈，畢竟環保產業在左翼自由派的扶持下早已枝繁葉茂；排外反移民不僅將削弱民主派的社會力量，而且會動搖立國之本，畢竟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美國建制派和“深層政府”更是將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視為維護美國霸權及其福祉的根本基礎。在他們看來，不惜犧牲盟友利益的“戰略收縮”將自毀長城，進而從根本上打碎他們的飯碗。

如此勢不兩立使得雙方很難妥協。特朗普上任后將攜“大滿貫”之勢，力圖全面壓倒對方；而左翼自由派和“深層政府”也將進行強烈抵抗和反撲。這樣一來，2026年的中期國會選舉將具有指標性意義：民主黨如果奪回參眾兩院（至少是眾議院）的多數席位，則會大舉反撲；如果共和黨仍然保有參眾兩院多數席位，則保守勢力將乘勝追擊。不論結果如何，美國政治的極化內斗和經濟的動蕩都將持續甚至加劇。

對世界格局及中美關系的影響

中美是早已深深地嵌入了同一個世界的兩個大國。因此，中美關系的走向要放在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中加以審視。

首先，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以提高關稅、逼迫歐洲交納高額“保護費”為核心的對歐政策，將給美歐關系帶來極大的沖擊；而其“立即停止”俄烏沖突的計劃及對以色列的“無限度”支持，更將不可避免地損害歐洲的安全利益。二戰后，美歐聯盟為地處“新大陸”的美國贏得冷戰并稱霸世界提供了巨大支撐，因而也在當今國際秩序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歐洲經濟下行、政治日益碎片化的形勢下，美歐關系在各自面臨內在的巨大不確定時發生“轉折性”惡化，這會導致國際政治的更加混亂和失序。

其次，未來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民族主義將給全球經濟帶來嚴重的風險。特朗普團隊曾宣稱高關稅政策將像19世紀下半葉那樣給美國制造業帶來繁榮，但當時“孤立主義”高關稅之所以成功的兩個必要條件——英鎊霸權和美國強勁的制造業——已然不在。今天美國制造業式微的根本原因，正是美元霸權。1971年美國廢除金本位確立美元霸權時，制造業在美國GDP中占比為23.2%，之后便逐年下降。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總統時，制造業在美國GDP中占比僅為11.18%。經過特朗普和拜登兩任總統努力“重振美國制造業”，2023年制造業在美國GDP中占比卻下降至10.2%。以大幅提高關稅、增加預算赤字、強化量化寬松為核心的經濟政策，非但難以重振美國制造業，反而將給美國帶來高通脹、高債務、高赤字，甚至經濟衰退的巨大風險，并且將對全球經貿秩序造成強烈沖擊。而大量“廉價”美元流入市場，在大量輸出通脹的同時，美元快速貶值進而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也將急劇增加。所有的這些風險都對世界經濟形成了潛在威脅。

再次，未來特朗普政府奉行“新杰克遜主義”內卷的必然結果，是一個對外更具攻擊性的美國。當年美國奉行孤立主義養精蓄銳，最終走向世界并謀得全球霸權。而今特朗普團隊高舉“美國優先”的大旗，只是為其內卷提供政治合法性，不顧及盟友的全面戰略收縮只會導致自我孤立。在這樣的形勢下，下一屆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大概率將更加強硬，更具攻擊性。因為只有通過強硬和攻擊姿態，才能凝聚MAGA運動的斗志與力量，對內壓制激烈的內斗，對外靠提高關稅訛詐。

最后，在這樣的形勢下，世界即將面臨的不僅僅是一個更加蠻橫且難以預料的美國政府，更為嚴重的是霸權國家美國的高度不確定性和攻擊性，很可能讓整個世界更加無序和混亂。

面對如此局面，中國首先要做到“打鐵還須自身硬”，清晰展示中國保衛自身和平環境的決心——這也是中國的大國擔當。中國決不允許周邊地區生戰生亂。對此，中方有堅定的自信心。

第二，堅決回應和反制任何蠻橫無理的敲詐勒索和威脅。下屆美國政府很可能將“極限施壓”和“不可預測性”作為榨取最大利益的主要手段。因此，未來華盛頓得寸進尺的另一面是善變。未經堅決斗爭的妥協，只能更進一步激發對手得寸進尺的欲望；有理有據的強硬才能促使其尋求變化和妥協。更何況，美國統治集團內部也絕非鐵板一塊。

第三，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搞好經濟，畢竟“發展才是硬道理”。開放是應對圍堵和“脫鉤斷鏈”的不二選擇。一方面歡迎外國朋友走進來，互惠互利；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勵國人走出去，努力加大“一帶一路”建設的力度和范圍，在合作共贏的基礎上將產業鏈和供應鏈進一步延伸“出海”，以此增強產供鏈的韌性。

第四，和平、穩定、發展是絕大多數人的愿望和要求，得道多助。多邊機制是當今國際秩序的根本基礎，多邊主義是全球治理的必要條件，互惠互利的經貿往來則是大家都樂于加入的正和博弈。大搞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退群鬧群，甚至靠關稅訛詐，是逆潮流而動的。因此，中國須以最大的誠意推動切實可行的合作方案，不僅與周邊各國/地區發展合作關系，同時積極發展開拓與歐洲、拉美、中東和非洲的關系。“世界好，中國才會好”。今天看來，更是如此。（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美國與太平洋地區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