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國際局勢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甚囂塵上，世界政治和經濟等層面的分歧和撕裂有增無減，國際社會對于改善全球治理需求也因此更加強烈，更加期待大國理性決策并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廣受國際認可。環球時報社一項面向46個國家、5.1萬名民眾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國外民眾普遍對中國好感度高、印象好。國際形象是一國綜合國力的集成和外化，中國國際形象良好則是中國軟硬實力不斷提升的必然結果。

中國是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在世界經濟還未完全擺脫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情況下，新冠疫情以及地緣政治動蕩等又使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狀況遭受沖擊。雖然面臨內外復雜形勢，但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為世界經濟企穩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撐。環球時報社開展的這項全球民調顯示，中國的綜合國力及各項實力被國外受訪民眾普遍評價為“強”，其中經濟實力強獲認可比例高達77%，展現了全球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認可和看好。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很小，至1978年也僅為1.7%，居世界第10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1979年—2023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24.8%，居世界首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以及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同時，中國也實現了從世界體系邊緣到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華麗轉身，成為國際體系的重要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以新質生產力為代表的創新驅動正在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鮮明特征，這也收獲了全球年輕群體的更高評價。在萬眾矚目下，嫦娥六號任務實現人類首次月球背面采樣返回的創舉；“中國智造”引領世界前沿科技發展并惠及全球；代表“中國速度”的高鐵進一步駛向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已連續9年位居世界第一，成為全球汽車產業電動化轉型的重要引導力量……強勁的研發能力和創新精神進一步彰顯著中國發展的奮發向上。

中國是提振世界發展信心的關鍵穩定器。在全球經濟低迷和政治動蕩頻仍的背景下，國際層面的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通過“以鄰為壑”和泛安全化等操作保護本國利益成為西方政客的慣用說辭。一些西方大國的自私做法進一步導致世界經濟發展信心受挫。中國則明確宣示“將堅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各國開放合作提供新機遇”。作為一個典型例子，中國不斷以一系列務實行動，成為最受歡迎的投資市場之一。因此，國外民眾普遍對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潛能持積極看法，近八成國外民眾對中國發展前景有信心，九成多國外受訪民眾認為未來十年中國經濟會持續增長，近六成認同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

在這個方向上，一方面，中國不斷放寬外資準入，優化營商環境，擴大對外開放。2024年版全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出臺，限制措施由31條減至29條，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措施實現“清零”。2013年以來，中國先后部署設立22個自貿試驗區。各自貿試驗區累計開展3500余項改革試點，為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積累了經驗，為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務。另一方面，中國繼續推動區域合作，為地區發展注入動能、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系。2024年，中國推動簽署與尼加拉瓜、厄瓜多爾、塞爾維亞的3個自貿協定。截至目前，中國已與30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23個自貿協定，與自貿伙伴的貿易額占貿易總額的1/3左右，有力拉動了相關國家經濟發展，并為更廣泛層面的地區乃至世界經濟復蘇增添信心。

中國是世界文明“同心圓”的持續推動者。軟實力集中體現一個國家在文化、理念等方面所具有的凝聚力和影響力。在經濟影響力提升的同時，中國的軟實力也與日俱增。在對中國的主觀情感方面，總體有63%的國外民眾表示對中國有好感，其中非洲國家的對華好感度最高，達到84%。

一方面，中國的外交實踐始終貫徹“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關懷。中國歷史上曾長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沒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國的記錄；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也從未主動挑起過一場戰爭。和平發展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另一方面，中國積極向世界貢獻國際公共產品，負責任大國形象深入人心。在大國博弈加劇、文明沖突激化的背景下，中國向世界貢獻三大全球倡議；通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中國與伙伴國家攜手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推動減貧與更廣泛層面的共同發展。在此過程中，民為邦本、革故鼎新、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中華傳統政治理念也通過“一帶一路”民心相通走向全球，為人類政治文明建設貢獻中國智慧。 

國際形象既是國家實力的綜合展現，也是國民整體精神風貌的直觀外化。在不斷展現負責任大國擔當的過程中，中國將進一步凝聚“全球南方”的發展共識，為全球治理貢獻更多的“中國方案”，為全球發展和增長注入更大的“中國動力”，為全球市場貢獻更多的“中國機遇”。（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