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新政府宣布將對包括盟伴在內的諸多國家加征關稅，顛覆了前任政府推動的“回岸、近岸、友岸”三岸分流布局。但在這種變化背后，美方的保護主義執念并無改變。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宋國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余翔：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院高級專家

霍建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原院長

“近岸”“友岸”被華盛頓自我顛覆

宋國友

美國最近幾任政府一直都在推動制造業回流，到了拜登政府時期，除了推動回流或所謂“回岸”，還大力發展“近岸”和“友岸”外包。在拜登政府看來，“近岸”和“友岸”外包具有雙重優勢。一是美國雖然采取了各種刺激措施，但國內仍不具備制造業再度繁榮發展的基本因素，制造業短期內快速回流不太現實。在此情況下，制造業回到地理意義上距離美國更近一些的鄰國、外交上對美更加配合的盟友，在華盛頓看來不失為一種折中方案。二是“友岸”外包符合拜登政府強化聯盟體系的總體外交戰略。因為一味強調回流本國會給美國盟友帶來經濟損害，加大同盟體系的裂縫，適度允許“友岸”外包，則有利于華盛頓拉攏盟友。

美國從自身短期利益出發將“近岸”和“友岸”外包視為可行的政策選擇，但從全球經濟角度來看，兩者本質上都是保護主義。其中一個最大原因是美國為了本國狹隘的經濟利益而無視全球分工的自然格局，動用各種國家權力制定扭曲性的政策，嚴重干擾市場因素的內在作用機制，試圖迫使制造業供應鏈離開中國這一競爭力較強的經濟體。

美國帶有濃重保護主義色彩的“近岸”和“友岸”外包動搖了全球自由貿易秩序，制造業被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力量推向美國的鄰國和盟國。但從企業經營的角度來講，這種地緣政治驅動導向的產業鏈投資流向轉變額外增加了巨額成本，尤其當這種投資轉向是因為懼怕被美國政府懲罰而進行，而非基于市場自發調整。因此，對諸多企業而言，“近岸”和“友岸”投資的成本是被強加或者說是被迫的。事實上，對很多產業而言，在美投資和生產并不符合市場效率最大化原則，在美國鄰國和盟國生產同樣如此，對相關企業的全球市場競爭力提升有限，更多的是服務美國及其盟國市場。這也解釋了為何拜登政府推行“近岸”和“友岸”外包數年，并未取得預期效果。

美國總統特朗普二次上臺后，對拜登政府的“近岸”和“友岸”外包政策進行大幅修正甚至顛覆，轉而更加直接地推動制造業回流美國本土。這符合“特朗普1.0”時期就堅持的認知，即包括近鄰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內的盟友一直在占美國“便宜”，因此沒必要把制造業引向鄰國或盟國。為此，“特朗普2.0”一開啟就高舉關稅大棒，包括準備對鄰國和盟國推進“對等關稅”措施。背后的思路，就是要與所有貿易伙伴“明算賬”，不會考慮鄰不鄰國、盟不盟友，只考慮利益關系。如果“對等關稅”最終實施，美國的鄰國和盟國也將難逃高額關稅。從特朗普政府現有的關稅計劃來看，加拿大、墨西哥這兩大鄰國以及諸多歐洲國家都將被加征關稅。不僅如此，特朗普政府日前還公布“美國優先投資政策”，希望通過去監管、快流程和嚴管制等措施，一方面壓制美國企業對外投資，另一方面吸引外國公司更多赴美投資。

毫無疑問，這些新的關稅和投資限制是更為直接的保護主義政策，目標也很明確，就是在經貿投資領域推行“美國優先”，通過各種手段促使相關產業投資繞開鄰國、盟國和其他更廣泛的國家，直接回流到美國本土。

為了推動制造業回流，美國最近兩任政府實行了并不連貫的做法。特別是現任美國政府的政策，可以說是面向全世界的保護主義，試圖通過向其他所有經濟體和企業強加巨大成本來逼迫產業鏈向美國轉移。對于全球貿易和投資體系而言，美方這種前后不一致的政策也帶來新的挑戰。試想，如果已有企業依據拜登政府的政策選擇在美國“鄰岸”或“友岸”進行巨額投資，現在馬上就可能面臨特朗普新政府的關稅大棒，這無疑將給企業帶來巨大困擾。國際市場規則的確定性，正在美國不同政府的利益算計以及政策調整中遭受嚴重沖擊。而且令人悲觀的是，無論美國新政府最終實施何種關稅，未來四年全球貿易體系注定將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度過。

續推“回岸”，“強扭的瓜”難長久

余 翔

美國總統特朗普二次上臺后繼續強推過去幾任美國政府都在實施的制造業回流或者說是“回岸”（reshoring）生產計劃，所用手段的保護主義色彩較之過去有增無減。這種依賴“關稅大棒+政治施壓”的“回岸”策略短期內或許能給美國帶來一些新的投資和工廠，長遠來看卻潛藏著對于美國自身以及國際產供鏈體系的諸多危害和隱憂。

美國通過對貿易伙伴加征高額關稅并輔以一定的稅收優惠和政治施壓，促使部分企業回流美國本土。不過，這種趨勢的可持續性令人懷疑。因為一些跨國資本或企業的回歸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市場對于資源要求的自發調節配置，而是迫于外部壓力的被動選擇。這種“強扭的瓜”一旦失去足夠的政策支撐，保質期難以長久。在經濟全球化格局下，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通常遵循比較優勢和成本效益等原則。但總體上看，美國大規模制造成本相對較高、傳統制造業不具優勢，產供鏈本地化耗時費力。一旦關稅或支持政策松動，企業普遍還會重返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全球市場。

毫無疑問，保護主義將會反噬美國的創新力。經濟全球化促進技術、人才、思想交流，而美國卻在限制這些要素流動，比如排斥外國企業和人才等，這可能會導致美國在人工智能、5G等領域逐漸處于劣勢。美國國內科技界包括一些硅谷巨頭已經憂心忡忡：如果無法廣泛吸引全球精英，美國“科技燈塔”形象恐將逐漸黯淡下去。

更重要的是，逼迫制造業回流的做法本質上違背市場經濟的自由選擇原則。市場經濟推崇資源配置的高效性和企業的自主決策，美國政府卻以加征關稅和貿易壁壘等手段強行干預企業運營，試圖利用非市場化手段改變市場規律。另外，經濟全球化之所以能在過去幾十年來蓬勃發展，核心之一在于各國基于自身優勢進行自由分工與合作，形成高效的國際產供鏈網絡。然而，加征關稅和強推“回岸”人為割裂這一網絡。這種“逆流而動”的做法短期內可能讓美國收獲一些利益，但從長遠看卻在銷蝕和破壞全球經貿合作的根基。以汽車產業為例，美國對進口零部件加征關稅，導致通用、福特等企業成本上升，最終削弱了美國產品的競爭力。這種“損人不利己”的結果恰恰證明了保護主義與經濟全球化格格不入。

保護主義操作變本加厲的另一副作用是損害美國的國際領導力。作為二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的主要締造者之一，美國長期以來以“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的捍衛者自居，美國的軟實力很大程度上也仰賴這一形象。但現在，動輒揮舞關稅大棒、對于國際多邊貿易協定態度消極等一系列單邊主義舉動，讓世界對美國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日本和歐洲國家等盟友忍無可忍地公開批評美國貿易政策，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更是普遍質疑美國是否依然具備領導全球經濟的意愿和能力。當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美國視為不可靠伙伴時，它們必然會在貿易、投資甚至技術合作等方面另尋出路。國際層面有關探索更加獨立的貨幣和貿易政策、減少對美元體系的依賴等呼聲越來越高，就是其中一個表現。這些變化可能看似緩慢，卻在悄然重塑全球經貿格局。

經濟全球化依然是歷史大勢，逆流而動終究難擋歷史潮流滾滾向前。美國不應該為違背市場原則、依靠高壓手段強推資本和企業“回岸”而沾沾自喜，而應珍惜自己的國際聲譽和形象，承擔與其大國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責任，在經濟全球化框架下，通過創新驅動、優化國內營商環境、加強國際合作等來改善和提升自身發展態勢，既造福美國和美國人民，也造福世界。

保護主義執念依舊

霍建國

美國總統特朗普二次上臺以來的對外政策尤其是經貿政策，較前任拜登政府出現巨大甚至可以稱得上“逆轉性”的變化。不過，這些變化只是停留在手段和方式層面，就其認知和實際舉措而言，美方相關操作的保護主義本質并無改變。

總體來看，拜登政府搞“脫鉤斷鏈”“小院高墻”，推行“回岸、近岸、友岸”三岸分流等，是試圖以其自認為“放眼長遠”的方式，通過一種相對長期的過程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進行人為調整，其間還摻雜著對于“民主對威權”二元對抗敘事的鼓噪，以拉攏盟友構成“小集團”“小圈子”，最終服務于實質上的“美國優先”原則。與之不同的是，進入“特朗普2.0”時期以來，美國新政府帶有強烈關稅色彩的一系列表態和措施更加追求效果上的“立竿見影”，希望通過扭轉貨物貿易逆差來防止其他國家“占美國便宜”。這種思維的問題在于對國際貿易過程與損益的理解過于簡單化了，當今時代的雙邊或多邊貿易平衡早已不再是單純的貨物貿易平衡，而是覆蓋更加廣泛的多元平衡。這就意味著當貨物貿易出現順差或逆差時，可以通過更大程度地開放服務業、增加投資以及提升其他領域合作加以平衡。

就此而言，無論之前搞三岸分流還是現在以新一輪關稅手段打破原來布局，背后的本質都是保護主義思維。但正如世貿組織（WTO）總干事伊維拉所言，保護主義既不高效，也不劃算，更多更好的貿易才能讓更多民眾和地區融入全球經濟的主流。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本該通過倡導開放、公平和自由貿易，通過做大世界經貿的蛋糕來使包括自身在內的更多國家從中獲益。

美國變著花樣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除了給自身埋下加劇通脹等隱憂，還對世界造成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一是違背承諾，破壞全球貿易規則。世貿組織成員在加入WTO時需在關稅和自由貿易等問題上作出一系列承諾，比如降低關稅水平，提高關稅透明度，遵守最惠國待遇原則；減少非關稅壁壘；簡化貿易手續，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等。而華盛頓在遵守入世承諾方面顯然作出了一個錯誤示范。

二是沖擊國際貿易環境。不管之前搞三岸分流還是現在以對貿易平衡的狹隘理解頻繁使用關稅手段，美方相關操作都在破壞全球產供鏈穩定以及國際貿易環境，導致國際經貿發展繼續處于震蕩和不確定性加劇的階段。世貿組織去年發布的《全球貿易展望與統計》報告預測，全球商品貿易將會維持逐步復蘇步伐，2025年預計實現3%增長。但美方對其他國家加征關稅和實施所謂“對等關稅”等做法，已經引發歐洲國家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等國家的反彈，相關國家料將采取相應的反制措施。這種局面加上地緣政治以及其他層面的政策不確定性，導致國際貿易環境對于世界上大多數渴求互利共贏發展的國家并不“友好”。

雖然正在遭遇一定程度的逆風，但經濟全球化在經歷長時間演變發展后，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和大勢。在此過程中，世界已經或正在形成覆蓋眾多人類社會共同領域的全球治理體系和基本規則。美國仍是當今世界第一大國，但它并無足夠的資源與能力繼續維持“單極霸權”。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是當今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和共同追求。美方對于國際貿易以及其他全球治理領域的破壞越嚴重，它在國際社會引發的“覺醒”和不滿就越強烈，遭遇的阻力也越大。就此而言，美方當下真正應該做的是克制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沖動，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大國責任，為世界穩定繁榮和各國共同發展作出貢獻。